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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与文化

2022-08-16 点击:115次

水与文化
 "文化"一词有着十分复杂的含义。从汉语词源来说,甲骨文中的"文"字就像一个人,正面站着,这个人的胸口有一个交错的图案。郑玄注《礼记》:"文,犹美,善也。"甲骨文的"化"字,为一正一反两人正倒相对,其意义是转化、变化。"文化",表明人类应该正确处理与自然界的关系,按照真善美的目的"赞天地之化育",帮助天地化育,弥补天地化育的不足,而不是走向反面,导致人类和大自然的双重异化,人类和自然的严重对抗。西方的"文化(CULTURE)"一词源于拉丁文,与种植技术有关,反映了人类从自然蒙昧状态向农业文明演化的过程。《美国传统词典》对"文化"的定义是:人类群体和民族世代相传的行为模式、知识、信仰、艺术、道德、风俗、法律、群体组织和其它一切人类生产活动、思维活动的本质特征的总和,它是一个复杂的总体。无论是东方和西方,关于文化的一个基本观念就是,自然界中有人的活动,才会有文化的诞生;反过来,文化也对人的生活产生影响,这是文化与人关系的两个方面。
  如果说科学和技术极大地提高了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那么,文化则提供了人类对自身行为的反思,进而影响了科学和技术的发展方向。人类日益认识到,科学和技术并不是万能的,它的发展和运用应当置于更为广阔的文化背景中。有鉴于此,联合国确定第14个世界水日(2006年3月22日)的主题为"水与文化",以此唤醒人们:水实际上是具有强大文化功能的,尽管科学技术对于了解水循环和利用水资源至关重要,但是,科学技术的发展需要适应具体的环境,并且反映人民的需求和期盼,而这又受到社会和文化因素的影响。人们必须更好地了解社会、水与环境之间的复杂作用。
  华夏文明因水而生,逐水而变,中国的治水历程同时也是一个文化过程,对形成中国基本的社会形态、组织形式、民族文化心理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当代中国,水仍然承担着重要的文化功能,水资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是不同生产和生活方式的重要成因,是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的重要载体;水资源的管理是技术、制度和文化的结合。
  一、治水过程同时也是文化过程
  (一)水是华夏文明的源头
  世界文明大都发源于大河流域,因为这里河水泛滥,土地肥沃,有利于生产的发展,有利于人类的栖息和繁衍。考古研究表明,中华文明是沿着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辽河流域等大河流域分布展开,并不断向中原的黄河流域聚集,然后又向四周扩散、演变。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指出:"中国文明起源和国家起源,从文献与考古结合考察,洪水与治水传说是至关重要的","所以,中原地区的文明起源要从洪水到治水谈起。" 华夏文明的发展总是与水紧紧地结合在一起,可以说治水的历史就是华夏文明的发展史。
  (二)治水是生产和生活方式变革的重要成因
  治水对生产和生活方式的直接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治水促进了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我国未来的经济发展面临两大矛盾:一是落后的生产力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之间的矛盾,一是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的矛盾。我国干旱缺水、洪涝灾害、水污染和水土流失四大水问题十分突出,已经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因素。解决我国四大水问题,必然带来生产力布局的优化、经济结构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例如,张掖市自2001年开始建设节水型社会,三年压缩水稻10万亩,退耕还林还草71万亩,全市农作物种植结构由2000年的粮经58:42调整为2003年的粮经草26.5:61.5:12。全市三产结构由2000年的42∶29∶29调整到36∶31∶33,单方水的GDP产出效益逐步提高,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方式发生了很大的转变。
  2、治水有效减轻了与水相关的疾病。世界卫生组织调查显示,在发展中国家,80%的疾病是由不卫生的水和恶劣的卫生条件造成的。我国一些地区的农村饮用水存在高氟、高砷、苦咸、污染等水质问题,严重影响着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2000年开始,国家启动农村饮水解困项目,5年间中央安排国债资金及地方政府投入和群众自筹共投入222亿元,使6700多万农村人口告别了饮水困难问题,提前一年完成"十五"计划任务。但是,全国尚有3.23亿农村人口存在饮水不安全问题,属饮水水质不安全的有2.27亿人,其中,饮用水氟砷含量超标的有5370万人,饮用苦咸水的有3850万人,地表或地下饮用水源被严重污染的涉及9080万人,饮用水中铁锰等超标的有4410万人。饮水不安全,对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产、生活构成严重威胁。为使群众早日喝上干净水,党中央、国务院提出要把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健康作为首要目标,"十一五"期间要解决1.6亿人的饮水安全问题,使现存的农村饮水不安全人口减少1/2。再如,血吸虫病是严重危害人民身体健康、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传染病,在我国已有2100余年的历史,水是血吸虫病传播的重要介质,钉螺是血吸虫唯一的中间寄主。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国血吸虫病患者1160万人,受血吸虫病威胁的人口约1亿多。为此,党和政府开展了大规模的水利血防灭螺,结合江河综合治理、节水灌溉、人畜饮水和小流域综合治理等水利工程,改变钉螺生存环境,防止钉螺孳生扩散,从而达到减少人群感染血吸虫病几率的目的。到2003年,全国433个流行县市区中,已有260个达到了传播阻断标准,63个县市区达到了传播控制标准。全国血吸虫病病人已减少到84.3万人。在血吸虫病防治地区进行水利建设项目,同步建设血吸虫病防治设施,或者结合血吸虫病防治地区的江河、湖泊治理工程和人畜饮水、灌区改造等水利工程项目,可以改善水环境,阻断钉螺孳生。
  3、治水与妇女儿童事业密切相关。中国70%的贫困人口在农村,而农村的贫困人口70%又是妇女和儿童。在西部极度缺水的地方,农民生活艰难、生产原始、教育落后、妇女的疾病率和新生儿死亡率居高不下,妇女们承担着数倍于正常环境下妇女肩负的生活重担。据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调查统计,在严重缺水地区的老百姓,他们每年有64个工作日都用于取水,都是在取水的路上。这个队伍当中很多都是妇女和儿童,对儿童的发育以及妇女的健康都会带来很大的影响,而他们走10几里或20几里的路,取回来的水也不一定是非常干净、卫生的水。在贫困缺水地区,集蓄雨水是一种很有效的方式,全国有近2千万人利用雨水来解决饮水问题。在全国妇联的领导下,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实施了"母亲水窖"计划,向社会募集善款,为西北缺水地区捐修混凝土构造的水窖,使她们能利用屋面、场院、沟坡等集流设施,有效地蓄集到有限的雨水,以供日常基本饮用水。修建一口容量36立方米的水窖,一年可蓄集雨水50-80立方米左右,能保证一个3-5口人的家庭一年的人、畜饮水;拥有两口水窖,就能发展一亩庭院经济作物。目前,该项目受益面覆盖了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内蒙古、四川、重庆、贵州、云南、广西等十多个省(区、市),帮助西部近100万严重缺水百姓摆脱了困境。有关专家评价,在严重缺水地区修建"母亲水窖",是解决妇女儿童缺水之苦、取水之劳最简便、最经济、最实用的办法。
  (四)水资源管理对制度文化有重要贡献
  制度是一个文化体中要求所有成员都必须共同遵守的规章或准则。相对于精神文化而言,制度文化更具有外观的凝聚性、结构的稳定性和时间的延续性。与资本、劳动力、技术等要素相比,人们过去把制度因素看成资源配置效率和资源使用效率的外生变量。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们相信,制度也是稀缺要素,制度短缺或制度供给滞后同样会制约经济发展。同样的生产要素在不同国家经济绩效的差异,实质上就是一种制度上的差异。1998年长江、松花江、嫩江大水以后,我国的治水思路发生了深刻变化,逐步形成了以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核心理念的可持续发展水利思路,为我国的制度文化建设提供了可贵的借鉴。
  一是水资源的统一管理促进了公共管理方式的改革。水以流域为单元,地表水和地下水相互转化,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之间的开发利用相互影响,水量与水质相互依存,在水的开发利用中各环节紧密联系。因此,在治水中,必须坚持统一管理、统一规划、统一调度。然而,我国长期以来形成的行政管理权限部门分割、地方分割的体制,严重影响着水资源的管理,严重制约水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的效率。200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的修订,确立了流域机构的法律和行政地位,强化了流域水资源的统一管理。各地积极探索城乡水务一体化管理,约57%的县级以上行政区实施了水务统一管理,为水资源优化配置和高效利用提供了体制保障。水资源的统一管理对改革我国现行的行政管理体制,尤其是公共资源的管理模式,提供了成功的经验。
  二是流域水资源配置中的民主协商为公共资源配置中的利益协调提供了新的思路。水资源象任何其他稀缺经济资源一样,分配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协调利益分配。解决这一问题,既不能延续过去的行政指令性分配,也不能仅仅依靠市场的自我调节。水资源的配置方案不仅仅需要技术上、经济上的可行性,更重要的是制度上的可行性。近年来,黄河水利委员会、松辽水利委员会等流域机构探索了准市场的水资源配置模式,在黄河流域的宁夏、内蒙等地和松辽流域的大凌河尝试开展了水权分配和水权转换,收到了较好效果。通过地区间与行业间的政治民主协商和利益补偿,引导水资源向高效率、高效益领域流动,同时保障农业等弱质产业和农民等弱势群体的用水需求。这一制度的重要意义在于,它为类似水资源这样的公共资源在配置过程中,如何处理不同地区、不同产业、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利益关系,实现公平与效率的有机统一提供了新的思路。
  三是用水户协会等民间自律组织为社会自治组织建设提供了范例。我国的水资源归国家所有,政府是水资源公益的唯一代表,但是,有效的水资源管理必须处理好政府、社会与公众的关系。国家应该将水资源管理的一些职能交给公民社会,扩大公民、NGO组织等对涉水事务的参与,使他们在法律和政策制定和实施的过程中享有更多的发言权和负有更多的责任,并监督政府的管理。近年来,我国灌区已建立7000多个农民用水户协会,这些用水户协会实行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既充分发挥了用水户在水资源管理中的积极作用,又有效地减少了政府管理的成本,还避免了完全依靠市场机制的"市场失灵",对我国非政府组织、民间自律组织以及社会中介机构的发育具有重要的示范和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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